从开始接触这个问题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
建国以来，我国曾经有过一个不讲求经济效果的时期。一个对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经济发展负有领导责任、而且本身又直接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的党和政府，却主张不要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却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这样的时期并不短：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之久。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这种思想的推行，作了政治上的准备。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种思想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大炼钢铁”就是这种思想的明显表现。到1959年，“大跃进”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的严重性越来越显露出来，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干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他们虽然没有使用“经济效果”这个名词，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效果的问题，1959年夏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写信给毛泽东，试图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察觉在大跃进中存在一个不算经济帐，不讲求要用比较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比较多的使用价值的问题，于是从理论上提出要重视经济效果的问题，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经济效果方面的文章。1959年8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于光远写的《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就是在那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同月17日于光远还用“李驷”这个笔名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2]。这篇文章同《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地是讲有关经济效果的一般问题，全文四节，到第四节才落实到产品质量问题上来。它同前一篇文章不同的地方是突出地使用了经济效果这个概念，而且对这个概念下了作者自己的定义，而前一篇文章虽然实质上全文讲的都是经济效果问题，但只是提到了经济效果这个名词。这个时期孙冶方、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在许多场合对经济效果问题发表的意见，也是针对“大跃进”中不讲经济效果这种情况的。
在这里我想就我写这两篇文章的日期——1959年8月讲几句话。1959年8月正好是党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的月份。那年党中央在庐山开会的日程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是，“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真正的“神仙会”。“神仙会”这个名称是指一种没有约束的漫谈会，被认为是彼此启发思想、酝酿形成某些观点最好的一种讨论问题的形式。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了那封在历史上有名的意见书给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了印发给在庐山的同志。这封信的印发使会议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这天起到八月一日这半个月举行了政治局的会议，在这半个月的会议期间“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在八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开的是中央全会。会上大批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最后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反对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全会决议，当庐山上正在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山下的人，包括《人民日报》和《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人，还一无所知，发表了我写的这两篇文章。
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是完全拥护毛泽东发动的这个运动的。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拥护，是积极地热情地拥护。当时我的头脑也很热。对这，我也可以写出若干段“生动的”回忆。不过没有必要在这里多写。到了1959年，大跃进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自己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在与一些经济学家的讨论中我就认为经济效果的问题很重要。但是我同彭黄张周等同志毫无接触，我的思想来源一是自己的观察，一是与经济学家们的交谈。1959年是经济学家们的思想较活跃的年份。这年春夏之交，在上海举行的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以及计件工资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就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盛会。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经济效果的问题，在6月底就写了《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的文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发表得虽然早于《经济研究》的，但是写成的时间都要迟一些，那正是七月底八月初庐山斗争尖锐的时候，可是那时我一无所知。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开始的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强化了“只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这种不讲经济效果的观点。批判“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由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着重于政治斗争这个方面，在这场斗争中挨整的是那些直接对大跃进提出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包括对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等有过不满言论的人)，我写的那两篇纯理论问题的文章没有尖锐地提出来，没有受到严厉的批判。虽然如此，提倡要讲求经济效果的文章以后就没有人再写。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前，经济学界并没有写出几篇文章出来，在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与客观的经济规律“过不去”，必然受到报复和惩罚，引起经济生活的破坏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实行经济调整，召开了人数达七千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之后，对这种实质上主张必须讲究经济效果的批判有所松动。在这种情况下，孙冶方，于光远等又提出把经济效果问题作为当时经济学界应该特别开展讨论的三个问题之一(其余两个，一个是“高速度按比例”和“经济核算”)。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发表的文章稍微多了一些。前几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讨论大致的面貌。由于在那个时期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六十年代初并不存在一个提倡讲求经济效果的环境，而且隔不多久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探讨经济效果问题的文章发表出来的不多，不久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不过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对实际工作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比如1962年初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在广州开了讨论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会议。这就是那个给知识分子脱帽(脱去“资产阶级”四个字)加冕(加上“工人阶级”四个字)的广州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和在国家科委工作的一些同志们商量，积极建议在这个科学技术规划中增加“技术经济”方面的内容，主持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结果这个规划就分为七大部分：
关于资源问题的研究；
关于农业科技问题的研究；
关于工业科技问题的研究；
关于医药卫生科技问题的研究；
关于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
关于技术科学的研究；
关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
因为手边没有这个文件，这七大部分的次序记不很准确了，但分做这样七个部分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把技术经济的研究同自然科学和技术几个方面的研究并列为一大部分，这是把技术经济的地位提得很高的。马建章1988年在《技术经济》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加强技术经济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文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看到并且仔细研究过1962年起草的那个《1962—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文件。马文介绍，这个文件分六个部分：
纲要；
重点项目规划；
事业发展规划；
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等方面各种专业规划；
技术科学规划；
基础科学规划。
在这六个部分的题目中没有技术经济。技术经济的研究写进了“纲要”这一部分之中。“纲要”分十章，它们是:
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
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
农业科学技术；
工业科学技术；
医学科学技术；
技术经济；
技术科学；
基础科学；
措施。
我回忆中讲的七个部分并列，说的就是在纲要中(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个方面的并列。其中在技术经济这一章中，阐述了加强技术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的统一是进行技术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章中指出必须加强技术经济工作和如何加强技术经济工作的五点措施是：
经常系统积累各种技术经济资料；
研究评价各种技术经济效果的理论和方法；
建立专门机构；
培养专门人才；
组织专业的研究队伍的问题。
在这一章中还提出在生产建设的实践中，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的各项工作中无不存在技术经济问题，因此都需要结合自身工作，研究和解决各项技术经济问题。在这一章中还提出关于合理利用土地；农村牧付、渔综合经营；农业技术改革；食物营养结构；燃料动力；原材料选择；采用新工艺，新设备与发展新产品；建筑工业化；综合运输；工业生产力结构以及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等等，十一个重点研究课题。这些内容规定得都限正确，就是在今天，这些工作都需要很好地进行，但是这些内容在这个远景规划中对技术经济只是在“纲要”中提出一些基本要求，没有形成具体计划。本来是应该进一步把“纲要”中的这些规定具体化并付诸实现，可是这个规划制定后不久就开始在全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划中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和贯彻。
1962年后孙冶方同志和我在许多场合讲经济效果研究的重要性，促成了许多文章的写成和发表。我自己也下了些功夫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在这个时期我只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文章。由于两篇文章有些雷同，在1978年出版的我的文集《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中只收入用“辛日真”笔名在《新建设》1963年5月号上发表的《加强农业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篇，而未收入用“夏积祺”笔名在1963年3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另一篇。当时在经济效果问题研究方面我的主要精力用在系统地研究有关经济效果问题的理论和如何计算经济效果的数学方法上面，用比较多的时间去写作两本书，一本《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资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和一本《计算经济效果的数学方法》。在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中由于我同时还忙于其他的事情，这两部书的书稿没有来得及完成，只各写出几十万字的草稿，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此，除了第二本书书稿中的一部分以《舍象了产品特殊形态后的投资效果的概念和它的计算方法》为题发表在1963年6月号的《科学通报》上外[6]这两部书中的内容都没有在报刊上披露过。
“文化大革命”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效益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空白，不论从理论研究方面来说，或者从做一点使得我们社会能够增加一些经济效益的实践活动来说都是空白。但是我还是加上一个小标题简单地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但继承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要算经济帐而算政治帐”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做它的理论根据，叫得更加响亮了．当时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批判唯生产力论”。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有一次我亲耳听到陈永贵对批判唯生产力论不满，说自己不懂什么叫唯生产力论，为什么要这么批法，可是现在大家都那么讲，连两口子吵架也给对方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有一次宋振明对我讲，他去大寨和山西昔阳县参观时，陈永贵告诉他一个故事：有一次陈去广州，许世友请吃饭。许举杯说山西了不起，当年出了一个薛仁贵，今天出了个陈永贵。陈叹了一口气说，我怎能与薛仁贵相比，能比，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把陈表露出来的情绪向毛泽东汇报。毛要周恩来去处理。周找陈，问陈，中央谁给你气受了，怎样使你受气。陈说自己不懂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老批我是唯生产力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还会要讲求经济效益，连陈永贵这样的人都受到压抑，别的人更不用说了。至于经济学家们，包括我在内，都在挨斗受批，更不可能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我自己还有这样一个情况：除了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之外，我还有大约二，三百万字的书稿与写书前作的笔记，写的片断。其中就包括从1963年起开始写的那两本书稿。抄家时被红卫兵搜查了出来，一共七大捆，大约二十来公斤，被拿走了，连收条也没有给一个。这七大捆，以后没有还我。我想要回来，一问，已经不知去向，恐怕是永远丢失了。如果不丢掉，也许我还可以偷偷地写一点，这样釜底抽薪，我也就只有彻底放弃。在这几年中，许许多多人工作的条件都被剥夺了，我也未能幸免。在这段时间，我的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和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的研究被迫中断，成了一个空白，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的。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届三中全会:
我是1972年从宁夏中央宣传部干校被解放回到北京家中，开始读一点书才研究一点问题的。1974年底，1975年初开始非正式地帮助国家计委做点工作。1975年我正式被分配到国务院研究室，分工联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时领导同志要我去建立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从这时起我又开始了经济问题的研究。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曲折，到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我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候开始有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严重错误的政治前提。一开始我就投入反对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中。我上书中央反对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文件中保留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提法，这实质上也就包括主张要讲求经济效果，但是反对这一口号的意义要比主张讲求经济效果的内容更多．更深刻。接着抓在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承认按劳分配原则，连续召开了四次大规模的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一开始我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时我也提出来了，要在企业中贯彻经济核算制和讲求经济效果这个问题我也提出来了，1977年我为主持编写一本介绍大庆经验的书《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几次去大庆。我认为在大庆有必要建立一个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提高经济效果这个课题。这个研究所不久就建立起来了。同年我在东北时与当地的同志商量，针对文化大革命被搞乱了的思想编写四本干部学习的通俗理论教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我想把“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写到这本教材里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调查研究和统计》，还有一本就是《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为了帮助东北的同志编写这四本书，1978年6月，我在大连召开的“东北三省编书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再次解释经济效果的概念，强调必须讲求经济效果，指出要加快建设速度必须讲求经济效果，指出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我国与许许多多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因此我强调必须重视经济效果，指出一定“要讲求技术经济，要对每一个细节进行计算”，我讲：过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不要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这样算的结果，效率没有了。结果不但经济上受损失，政治上也受损失，“最后一算大帐，吃了大亏。研究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就是要算经济帐，而且要会算”。我说，在算经济帐时会发现“这个帐里有道理”。
1977年底，我把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文章找出来看，觉得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写的那些文章并没有过时，完全可以拿出来给人们看。在1972年我被“解放”，从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偶尔发现我的第一部书《论物质条件生产中经济效果》一书的书稿的第一第二两篇在1963年曾经作为内部资料印刷过，我把书稿的这一部分(原稿虽然抄走不能找到，但这印刷品我总算找到了一本)看了之后觉得有用，于是就送到《经济研究》编辑部，在这个刊物上分三期发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恢复了国家科委付主任的职务。而国家科委在1977年下半年着手制定“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同1956年和1962年制定的规划不一样，采取一条一条的形式，在参加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我提出这个规划应该包括技术经济的内容。正好那时候我又认为管理现代化问题十分重要，同时管理现代化又有许多技术问题，也应该列入科技发展长期规划之中。于是同国家科委中一些同志商量之后提出在这个规划纲要中加上一条“关于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作为整个规划108条中的第107条。(第108条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我提出这样的意见，当然意味着要恢复1962年制定的那个规划，即广州会议规划的精神。当然从字面上来看技术经济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地位与在1962年制定十年规划中的地位一一即整个科技发展规划七大部分之一——相比低了许多(即从七分之一降到二百一十六分之一，因为在第108条中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两者才合有一条)，但是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毕竟有了它的地位。而且我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在技术经济列入了这个科技长远规划之后，便立刻采取行动来落实这方面工作，而不象在1962年那样在技术经济写进规划纲要之后，我把很多时间用来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其他部分，没有专门抓技术经济研究。在把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列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之后，我很快就提出在国家科委内成立了一个“技术经济学与管理现代化专业组”，我自己去担任组长。在专业组成立后，着手制定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趵规划，把这个们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列入的这第107项进一步具体化。
同时，也就在粉碎“四人帮”后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付院长，指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由我来担任。我就把科技规划和社会科学规划中的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规划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
1978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规划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大力开展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报告，全文收在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之中。
经过广大技术经济工作者和热心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科学管理工作者所作的近一年的准备，在1978年11月召开了规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技术经济这门科学的性质，概括地叙述了技术经济工作的概念和意义，分析了国内外技术经济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了技术经济研究的重点。
1978年夏天我把“文化大革命”前写的关于经济效果的文章选了若干篇加上1972年发现的没有发表过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经济效果》书稿中的第一、二篇收集在一起编成一个文集《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交给人民出版社，并在1978年9月写了一篇前言。在这本文集中第一次发表了我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一书中第一、二篇。第一篇的标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经济效果的概念”。第二篇的标题是“各种经济指标”。这部书的草稿丢了的是第三、四篇。第三、四篇的目录我还记得，因此作了一番回忆，加以整理写了出来，放在第一、二篇文字的后面，作为附录，也收在这个集子里。这个集子在1978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把这件事视作我继续做有关技术经济研究的开始，把它视作我对“经济效果学”研究的重新开始。对技术经济和经济效果研究之间的关系，我在1978年2月规划会议的报告中讲了一些。在这个报告中我是这么讲的：“要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要采用先进技术，采取各种先进的措施。什么叫做先进9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效果的就是先进．反过来就是落后。所斗在决定采田哪一项技术．哪一项措施之前就要知道这项技术，这项措施是否先进、先进到什么程度。于是就要研究每项技术、每项措施的经济效果，即对所采用的措施的，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做了这项工作，我们制订技术政策、技术措施，技术方案就有了科学根据，就能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在这个讲话里我还提出：“研究技术经济当然就要研究经济效果。关于经济效果的研究，我看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12]。后来我把这个学科叫做“经济效果学”，并且因为我提出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效果问题，所以有时我就把这门学问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这样意思的话是在《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一书编辑出版半年前讲的。而在出版这本书之后就着手继续去做“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的工作。1978年出版的这本“《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第一版的内容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出版这本文集当然是做一种回溯过去的工作。但是我的眼光始终是向前看。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前所作的工作是正确的，是有成果的，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在继续做这项工作时，我要有新的创造。就是没有特别新意，也要把过去做过的事更加明确化。比如过去就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关于经济效果学的学科，虽然实际上我做了这样的工作，现在我们把这个观点鲜明地提出来，就可以起比较大的推进作用。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了建立国家科委的“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专业组”之外，我发起成立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来团结广大有志于研究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的人们推行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在1977年我重新担任国家科委付主任后，分工让我联系中国科协。在这个工作中我形成这样一个科学团体分类的思想：某一学术领域内专家组成的团体应称之为“学会”。加入科协的这样的学会很多。从事某一方面属于科学范围内工作的人组成的团体应该称之为“协会”。比如从事科学普及电影工作的人组成的团体就叫“科普电影工作者协会”。而对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些问题共同感兴趣的人组成的团体，应该称之为“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并不都是由技术经济专家组成的，因为从事技术经济工作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对技术经济研究有兴趣而尚未达到专家程度的人也很多，他们组成团体对技术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我们成立的是“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它是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学与技术的交叉学科。这个研究会一开始就是中国科协的直属团体，直到现在也还如此。这个研究会是1978年11月间正式成立的，酝酿成立这个研究会的时间当然还要早一点，它是少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成立的几个研究会中的一个。由于“技术经济的问题很多，第一个方面，是从物的方面来看的经济效果，除了物的方面以外，还有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的经济效果”，它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科学、教育等文化部门，技术经济也是各级地方、各个经济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关心的问题，所以除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外，许许多多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技术经济研究会也纷纷成立起来了。不过各部门、各地方的“技术经济研究会”或者“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的成立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只有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的。这个研究会同管理观代化研究会成立之后，就办了一张名为《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的报纸，作为发表有关技术经济、经济效果问题文章，对有关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工作的情况进行报导的园地。在1978年初冬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成立和在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技术经济研究这个领域中，在我们国家可以说还没有别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所以对这个团体不能不抱很高的希望。我希望这个团体的成立不但能够引起人们对技术经济一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视，做更多的工作，而且希望它能促进一些技术经济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努力促进的。我的想法是，一个研究会的力量毕竟很有限，要使得技术经济一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要有许多技术经济的研究机构，有的是独立的，有的附设在设计院或者高等学校中。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技术经济研究所，得到大家的同意。很快就建立了一个筹备组，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付院长兼任这个所的筹备组的组长。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筹备组建立的时间是1979年4月。到1984年这个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数量经济研究所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所，这已经是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付院长的职务退下来之后的事情了。设立技术经济的研究机构本来是《技术经济与管理观代化理论和方法研究规划(1978—1987年)》中提出来要做的工作，以后这样的研究机构以各种不同的名义成立了不少，技术经济研究已经有了一支不算很小的队伍。不过许多研究机构的建立已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2年十二大前夕: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在经济效果问题上，实际上也“拨”了从1958年后二十年来“不讲求经济效果”之“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讲经济效果，不再视作应该批判的观点，相反地更多地主张要那样去做；成了“拨乱”之后“反”出来的“正’。于是在人们日常议论中乃至在会议上常常讲讲求经济效果的必要性。主张讲求经济效果的文章也多起来了。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常常出现讲求经济效果的提法。应该说讲求经济效果这一条逐渐被重视起来了。这种情况对积极主张讲求经济效果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觉得自己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把有关经济效果的各种研究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做好。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认为一定要把技术经济的研究，把对经济效果的研究普遍地开展起来。我认为，为此首先要让人们知道讲求经济效果的必要性，但是也要让人们知道，仅仅承认讲求经济效果的必要性还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有效地提高经济效果，即掌握有关经济效果的许多科学道理，懂得正确树立提高经济效果的奋斗目标，懂得提高经济社果要通过哪些途径，并且还要懂得如果自己不是这方面的行家，就要向这方面的行家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如果自己的研究力量不足，还要依靠专门从事经济效果研究的机构的必要性。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与热心推进我国讲求经济效果这种事业(我认为这是一种事业)的许多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来宣传这样一些道理，并且开展技术经济研究的组织工作。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主要依靠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这个组织。当时专门从事技术经济宣传的机构不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就必须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回想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段时间内有这样几件事情是值得说一说的：
第一件事是主张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有了大普及。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经济效果的确比过去重视丁很多。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应该做到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必须重视经济效果的概念，因为经济效果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事情。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对所有的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必须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人们重视这个问题的普遍程度，而一定要把重视讲求经济效果的宣传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做到“大普及”。我认为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讲求经济效果的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提高讲求经济效果的意识就应该得到大普及。我认为在幼儿园里就要对儿童灌输这种意识，在小学里应该讲这方面的道理，在语文教材中应该有这方面的范文。当然首先要在成人中(又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这种教育。
为了做到这种大普及，我认为要采用两种办法：
一是要讲清楚讲求经济效果这件事情的普遍性，对每个行业，对每个人的各种活动中都存在经济效果问题这一点进行广泛的宣传。这种宣传工作一定要密．切结合实际，通过各行各业各种社会实践的具体的事例来把必须讲求经济效果的道理讲透彻。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以使所有的人感到讲求经济效果这件事同自已有密叨的关系，接受这个观点。不但可以通过本行业的事例加深对讲求经济效果这件事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可以通过其他行业事例加深自己的认识。
第二种办法是开展经济效果评论工作。我认为仅仅对经济效果作正面的宣传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讲求经济效果这件事的普遍重视。还必须针对具体的实践开展评论，表彰先进，批评落后，这样人们就不能不对这件事情特别注意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我就提出在各项工作中要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并且建议在报纸上开辟这样一个专栏，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现象，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这种“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评论。根据这样的考虑我在《市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常问“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文章。后来又在《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上发表了《要从技术经济角度研究“合理不合理”》。在这家报纸上开辟了这样的专栏，登过好几篇文章。这里说的“合理”就是算起经济帐来符合用最少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的原则，所谓“不合理”就是用了较大的劳动消耗才取得同样的效果。我认为这样来评价社会实践应该成为人们具备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是要用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以较大规模的舆论力量来培植的。
同第一件事情相联系的第二件事情是对各行各业和其他各种社会实践中的经济效果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在第一件事情中结合这几个“各”来进行正面宣传和对这几个“各”中的事情进行评论的目的是启发和灌输要重视经济效果的观点。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和思考这几个“各”的问题，但还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做好第一件事和在这几个“各”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都是十分有必要的。为此我希望开展这种学术研究工作。我自巳也就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我写了几篇关于农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运输经济学，水利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章，我认为应该在这许多经济学中建立和发展技术经济学，或者说在这许许多多经济学中都应该包括技术经济学的内容。在这个期间我还考虑关于教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出版经济学，卫生经济学中的技术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写了对这些问题展开程度不同的文章。这些就是按照行业来研究经济效果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写了一篇《应该对环境进行计量》，讲的就是要对环境问题有一个经济效果的观点，而且要设法把“量”算出来。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特别是环境工作者的重视，他们在工作中组织力量想把环境计量工作落实下来。这项工作后来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不了解。我只是知道的确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看经济效果不能片面地看直接的经济收益还要看长期的经济效果，不能只看“正”的经济效果还要看“负”的经济效果。在文章中我举了森林砍伐为例。森林中的树木可以有两种砍伐的方式，一种砍伐方式可以长久地取得经济效益，那就是适当地砍伐同时十分重视育林工作，保持有利的森林生态，使这种砍伐工作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另一种砍伐方式是只顾眼前得到了木材，把有利于人类的森林生态破坏了，带来了长久的损失，而砍伐工作也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在我国十分严重，而且一直没有好转。查究我国森林如此受破坏的原因，当然可以说出好几条来。对木材的迫切需求当然是原因之一，不知道环境也应该计量，对经济效果的错误观念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我还考虑灾害经济学的问题。这是讲“负”的经济效益的问题。灾害带来损失，使用经济效果这个词，损失就是负效果，灾害带来“负”的经济效果，防止灾害损失的发生就是力求避免产生“负”效益，与受灾相比就是一种取得经济效果的行为。而救灾就是用新取得的效益来补偿因受灾而产生的“负效果”。环境、灾害并不是国民经济的部门，但也属于社会实践的范围。
在这段时间内我还从提高经济效果这个角度去强调了计算成本、努力降低成本的意义。
一直到党的十二大前，我对经济效果下的定义都是“对人们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所作的关于劳动占用或劳动消耗的节约程度的评价”。成本不等于劳动占有，也不等于劳动消耗，但它是劳动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不是劳动消耗的全部；是因为它包括了物化劳动的全部，没有包括活劳动消耗的全部。但是因为它包括了这么大部分的劳动消耗，在讲求经济效果时就不能不特别重视成本，特别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成本就更加重要。
在1959年我开始讲经济效果问题时，我就特别重视提高质量在经济效果中的意义。1959年我写过一篇《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的文章，几乎消耗同样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因质量的提高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写这样的文章是针对一种片面追求数量、产值而不重视质量观点，不注意质量就是不计成本，不计产出的价值，实质上也就是不真正重视经济效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发表，因此也就投有再专门讲这个问题的文章。讲求质量与降低成本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属于这个类型的经济问题还有：
投资效果。对投资效果我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以后我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例如1982年1月我就又写了一篇《精确计算投资效果》。
产品保护中的经济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作点研究，因为它很少为人注意，从理论上对它单独地进行考察。对已有产品的浪费就是对劳动作浪费性的消耗。因此我主张要注意保护农畜产品。减少它们因为变质腐败而损耗。注意回收废品，我认为也属于保护产品方面的工作，“废品”如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说明它还有一定的价值，废品的回收和利用就可以节约劳动的消耗；
自然资源、自然条件方面的经济效果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存在不存在某种自然资源、自然条件是能否从某些行业取得经济效果的前提；某种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影响是能否在某些行业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的条件；自然资源的减少、自然条件的变化意味着未来经济效果的变差等等；
土地问题、土地经济可以视作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经济效果问题中的一个方面，但土地问题因为特别重要，有其特别的地位；
时间经济学的研究，包括对时间间隔和时刻问题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
后者解决一个经济生活中的时间上的衔接问题；
生产与生产分布问题。属于这一类型的可以视作从生产和经济中各种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结合来看的经济效果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的我已写成文章。
在以上这些方面中我特别重视了关于国土开发利用保护中的经济效果问题。我认为这是同人口问题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国策问题。我这里说的国土是全面的，包括大陆和海洋，陆地（指大陆中的陆地)和水面，平原和山地，城市和农村，已开发和未开发，易开发和难开发，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整块与零星，国土与公土(公海、南极大陆)等等。我主张建立一门国土经济学，其中包括经济效果问题，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建立和发展“国土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就是在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国土经济学方面，我的想法和我做的工作，是另外一个大题目，我不能也不想在这里细说。
我还想举出另外一种类型的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那就是采取某种措施发展各地区间，各经济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这也是谋取更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我是我国经济学工作者中间重视地区经济技术和经济合作的经济效果的比较早的人之一，我认为我国各地区间资源的差异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潜力，因此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会给我国带采很好的经济效果。于是我发起在上海召开一个“上海和兄弟省市技术协作经济效果讨论会”。会前我写了一篇《研究上海与内地技术协作的战略意义》的文章，发表在4月25日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上。这个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会后，上海文汇报写了一个有关这个会的报导，经传真送给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重视地区间协作的问题，把这个简报批给赵紫阳，赵紫阳又批给张劲夫来办理。于是国家经委就组织了上海，天津，内蒙，云南四个省市的负责人在天津作关于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报告，举行关于发展横向经济的讨论。这样的会以后又举行了几次。从经济效果的角度看横向经济的意义，现在已经得到人们很大的重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下面成立了一个二级学会——横向经济研究会，这是我们的地区间协作可以提高经济效果这个观点取得成效的表现。讲求经济效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地区间经济协作带来经济效果，也就意味着它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对信息、“公共关系”等工作，我也从经济效果的角度狠抓了一阵子。这方面的经济效果问题同上面讲的地区间协作中的经济效果问题都是属于做好组织方面工作带来的经济效果。关于信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这一条本来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在三中全会后这个问题被强调出来之前，人们没有把它的意义提到应有的高度，因此没有做好组织工作。这个工作应该说直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信息工作当然也要花钱，但是从因此而带来的收益来说，经济效果是很大的。外国大企业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我参加在济南举行的一次会议作报告时，就引用了一位会议参加者提供给我的一个小材料：日本三井商社来北京访问的董事长说，他们一年花在信息方面的钱(我想应该包括广告费)，相当于企业利润百分之七十。我对“公共关系”这个词本来是不接受的，我宁肯用我的“社会主义关系学”这个提法，可以为一般的“社会学”这个名词恢复名誉。我认为我们讲的关系学只是横向的关系。在横向之间应该发生关系，讲求关系学。关系学本身不应受到指责。关键要看讲的是怎样的关系学。我提倡关系学方面的“五讲”：讲全局、讲守法，讲信用，讲礼貌、讲效率(四美没有凑出来)。从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总体说，特别对社会主义的组织来说就要讲“社会主义关系学”。而现在西方讲的公共关系，没有明确的社会性质。不过我这个社会主义关系学没有普遍推开，而公共关系则普遍地被接受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也作了让步。对社会主义关系学我讲了一篇道理，分析了横向关系的内容，信息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我还讲了横向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我认为各阶段中工作做得好都能收到经济效果。我考虑过建立关系学的种种组织形式问题。
第三件事情是，在这个时期，我注意到由于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尤其是有大量人口在农村，因此某种技术经济措施如果能够得到普遍推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如果把计算的结果写出来，会使人们吃惊。于是在1981年我就形成一个“中观经济”的观念，我说的“中观经济”的含义怎样呢?让我从最早发表这个观点的文章中抄一段吧：“今天我在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之外想发表一个意见，讲一下‘中观经济’meso—economy。‘meso’这个字头有中间、媒介的意思。这里没有多大奥妙，发明这个名词，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为了好说话。我不认为有多大理论意义，本来讲企业经济、家庭经济就可以了，可以不必讲微观经济?讲国民经济就可以，不必讲宏观经济。但有了微观、宏观这样的名词，说话简单一些，有这个好处。即然如此，我觉得也可以创造一个‘中观经济’。mcso-economy这个词外国也用过。不过我讲这个词说的是自己给它的意思。我是从技术经济角度，指这样一种问题，即从每个单项来说，规模不大，需要的投资也不多，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可以带来比较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对整个国民经济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我把这样的问题叫‘中观经济’问题，不宏不微，亦宏亦微”。刘与任同志要介绍专题技术经济座谈会情况，其中有我所设想的奸几个中观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看来虽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实际例子由刘与任、任俨同志介绍，我觉得他们介绍具体情况会比我的讲话重要，会受到你们更大的欢迎。因为这几年，我们大道理讲得不少，现在要务实，具体地讲问题更加重要，不过，为了讲清楚我的这个中观经济的概念，不讲点儿具体例子也不行。那末，我就举一两个我们技术经济研究会还没有开会研究过的例子说一说吧。一个是油菜籽的问题。我国这两年油菜籽大丰收，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贵州油菜籽都大大增加。其中一个理由是油菜籽的收购价格定得比较高，再就是季节倒茬有利。现在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油菜籽有两种成份含量太高，一种叫芥子酸，一种叫葡萄糖亚硫酸苷。芥子酸多了影响菜籽的味道，时间一长容易变质。加上高芥子酸油在动物身上试验引起些不良影响；葡萄糖亚硫酸苷留在菜籽饼里，作饲料对牲畜不好，只能直接肥田。国外要求食用的菜籽油中芥子酸的含量不超过5%，而我们的菜籽袖中芥子酸平均含量高达40%以上，我国现在菜籽油中葡萄糖亚硫酸苷也高。国外芥子酸含量高的只作工业原料，以前我国菜籽油，香港、日本还要一点。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香港法律规定，芥子酸超过5%的不许入港，现在油菜籽全部出口不了了。国内市场上有的省，如湖南，菜籽油产量不少，可是当地老百姓不喜欢吃，他们喜欢吃茶油，政府收购了许多油菜籽，就要找到更合适的出路，世界上现在有合乎标准的双低品种，假如我们把这种双低种子繁育工作抓起来，作些适应性试验，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前年有个美藉华人来中国给我讲起双低菜籽的问题。一九八一年我写去信后，他就在美国替我们买好了一百五十磅重的双低品种油菜种籽。希望我们能把在中国培育双低品种的事办好，我看这件事就是一个中观经济问题。再一例子。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二个搞葡萄的专家，他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个报告。日本葡萄本来很少，欧洲象法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葡萄比较多。可是日本一九七九年葡萄栽培面积已增加到四十五万亩；中国土地多得多，可葡萄栽培面积只有四十二万亩，产量差得更远，日本年产三十五万吨，我国大约仅十三万吨，平均亩产不如人家。葡萄可以当水果吃，也可以做酒，做酒可以省粮食，大连那个同志讲，如果大连农民家里每家院子里都栽几棵葡萄，每年收入要在百元以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也这样搞，那样全国葡萄就会多起来了。类似这类的问题，都属于中观经济问题。
第四件事情就是提出建立经济效果学这个学科和编写这方面的教材普及这个学科的问题。
我认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技术经济和经济效果问题不再成为具有重大政治内容的题目，已经不再与政治斗争发生关系，从那时起成为建设性的一个题目，努力的方向一是普及一是深入，上面讲的基本上属于普及的范围。普及又有两个方向，一是普及到一切应该讲技术经济讲经济效果的领域中，一是要普及到许许多多的人上，应该在普及到的人数上有一个奋斗目标。要使有技术经济、经济效果观点的人比现在要多不知道多少倍，还要使人们对技术经济和经济效果的认识也有一个大大的提高。
关于普及的范围问题在上面引的那篇文章中我是这么写的：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解决实际伺题的学问。当前有许多实际工作要我们发挥作用。不论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需要技术经济学发挥作用；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都需要技术经济学为之服务。从宏观方面来说，我们国家有许多事正在做，这些工作都要依靠科学，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需要科学工作提出各种意见，极力避免我们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和失败。一项技术政策钓制定，一个大的建设项目的上马，都需要我们搞技术经济的同志用自己的知识、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贡献自己的意见。在微观经济方面，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各个部门都有搞好经营管理的问题，都需要技术经济学知识。
关于普及的人数方面，我在1980年一次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一个“把经济效果学和技术经济学普及化的目标”，我设想“第一期普及一百万人，第二期累计到三百万，第三期达到五百万人。是既包括宏观经济方面，又包括微观经济方面的，需要经济效果学和技术经济学普及化，把方法学问交给他们”。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普及讲求经济效果酌观点同普及经济效果这个学科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件事情。我们上面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普及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现在我们说的是普及经济效果学这个学科。前者属于国民教育，的范围，是几亿人的事情，后者我认为也要有一定的规模，所以提出这一、三、五百万的概念。我想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办法，一是办技术经济研究班。这个工作那时已经开始进行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天津办了半年技术经济研究班，市委、市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选派、的几十名学员学了基本课程，也学了有关专业知识，最后花两个月时间进行各种专业研究。学员们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既是临时大学，又是临时研究所。这样继续下去就会不断培养出人才来。别的地方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工作，云南也搞过。各地作法不完全—样”。还有一条：办法就是写书写教材，我提倡编一本《通俗实用技术经济学》。或是《通俗实用经济效果学》，这个工作做了，到1983年11月这本书由科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陈明夫、许庆斌、刘与任、任俨等组织许多位同志合作编写的。
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全部实现。也许我是太理想主义了些。冷静地想一下，三中全会以后，重视技术经济与讲求经济效果不再成为一种政治错误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要对这个问题重视到我设想的程度可并不那么容易。虽然没有做到我希望的那个程度，但是工作还是前进了，还是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向前进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努力的另一个方向是想深入研究经济效果学这门学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的理论和计算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方法、计算公式等等。我还是想完成1963年开始做的那个工作。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十二大这段时间里我写了《经挤效果与时间经济》、《谈谈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导论》三篇比较长的带理论性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在1984年出版的《论社会主义生产中掏经济效果》增订第二版中都收进去了。这几篇文章带有补充1963年所写的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经济效果问题》的性质．就对这个经济效果钓理论问题的研究面言，我花的功夫最多的，研究得最细的还是1963年写的这个长篇。但是也还有一些方面是那时没有考虑过的。从写这个长篇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中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在这段时间内考虑了一些新的问题，形成一些新的观点，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经济效果问题。我觉得过去有一些话没有发挥过，技术经济与政治经济学是有密切联系的，不是两个互相无关的学科。在1979年8月我曾经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为题在一个会上讲了一篇话，其中我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比作一部机器，或者说我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视作一个“庞大的现代化机器系统”。我从这种比拟中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六个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目标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构造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动力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21] 这样就把经济效果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组织部分。在这篇文章的第三节中我专门用一节讲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指出经济效果这个概念不同于劳动生产率，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可以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是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目标相联系的，因此它是同资本家的利润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最终产品，这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一致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首先是各个资本活动的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首先是全社会的经济效果”。这篇文章因为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广，没有收入《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效果》这个文集中。
1982年7月我发表了《谈谈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问题》一文在《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报纸上连载了许多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问题，或者说对我们讨论的经济效果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从这篇比较长的文章四章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文章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这篇文章第二章的标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的经济效果和局部的经济效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后来(1984年)我写了一篇《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把《谈谈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问题》中所讲的作了重要的补充。这篇文章第三章的标题是“从价值角度来看经济效果和从实物角度来看经济效果”，这个问题在一开始考察经济效果问题时我就特别重视壬而且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对别的许多人在研究经济效果问题时，只研究到货币的作法是不满意的，我认为这是比较肤浅的。我对这种现象称之为“货币拜物教”。对于这一点我还要详细的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讲求经济效果这一条已经受到普遍承认之后，我觉得必须把我的这个观点突出出来。这一条也是为了讲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问题所必须讲清楚的道理。这篇文章的第四章的标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讲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的理论问题。
在这段时间，我还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的对象，这门学问的特点，这门学问的意义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导论》，在1981年12月作了—次演讲。
我觉得写了这几篇之后，写一部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的材料基本上具备了。可是因为忙于其他事情，一直没有做这个工作。这次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举办“全国技术经济高级人才研究班”，要我在这个研究班讲一下我对技术经济学和经济效益学的看法，促成我来做把过去讲过的、写过的一些观点整理成一部书这样的事情。我想把比较详细地叙述有关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和我做过的工作经历的文章作为序言。
从十二大前夕到现在:
在写了这两篇比较大的文章之后，可以说我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要讲的话基本上都讲了。但是有一件事发生了，它对于我去建立这个学科来说，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十二大前夕，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开始使用“经济效益”这个名词，而不象过去那样在文件上使用“经济效果”这个名称。我过去使用的一直是“经济效果”这个名称，现在我感到有必要在究竟使用“经济效果”还是使用“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经过思考，我决定接受“经济效益”这个名称，因此连这门“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我已为这个学科写了一个《导论》)也决定改为“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我现在准备写的一部书，用的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通论》。因此，我就写了一个《关于使用“经济效益这个名词后，原用“经济效果”一词所表示的意思的一部分用“经济效益”来表示，而另一部分改用“劳动有效性”一词来代替的建议》，发表在1982年8月25日出版的《技术经济》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对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作了一番说明。我觉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经济效益这个名词时对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加说明这种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决不能使用对自己来说是含义不清的概念。我接受“经济效益”一词虽然是由于在文件上使用了这个名词，但这是在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我是这么想的：每一次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某种结果。结果是同原因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在哲学上、在逻辑学上就是“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上不一定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在与人的社会实践无关的因果关系中(比如气候寒冷是原因，植物枯死是结果)，这种结果当然不能说是效果，就是在某些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不注意保护身体是原因，患病是结果，这种结果也不好说是什么效果。只有引进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目的性，由这种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结果才会形成效果的概念。所以“效果”就是联系到人在社会实践中目的性之后的结果，就是从人的目的性的角度来看的“结果”。如果这种结果给某个实践的主体带来利益的时候，这种效果对这个主体来说才能称之为效益。我就是从对结果，效果、效益这三个概念的分析中得出我原来讲的经济效果中有一部分意思用经济效益来表示更为确切的结论，从而接受了经济效益的概念。而原来讲的经济效果的另一部分的含义——即劳动消耗与取得的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用劳动的有效性来表示也更为确切。
解决了这个术语之后，我就觉得整理出一部《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通论》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问题是要去解决其中的许多细致的问题。在十二大之后，我就着手《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效果》一书再版的工作。把这两篇文章收入再版的这本书的时间是1984年8月。当时出版工作的形势是比较好的，这部书累计印数达到十一万册以上，我认为这个文集现在也没有过时。
在十二大之后，有关经济效益学的文章我写得仍不少，在实际工作中我与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同仁一起也做了不少工作，不过在理论上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外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介介绍的了。而在实际工作方面倒是有不少事值得介绍一下。
首先是进一步突出地宣传要重视经济效益，重视技术经济学。十二大报告提出200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号召。对发出这样的号召我本来是不那么赞成的，因为把总产值作为奋斗目标弊端太大。可是后来考虑到我国干部除了总产值之外，其他指标不是不懂得就是在统计中事实上困难比较多，也就勉强地接受了翻两番的口号。但是为了防止片面追求产值，就有必要强调经济效益。十二大刚刚闭幕后，在1982年9月17日那一天，我就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召开的一个大会上作了题为《技术经济工作者如何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服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在引用了胡耀邦报告中那句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话：“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之后，我讲道，“我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希望同志们要把整句话记住，不要光记后半句‘翻两番’，而忘记了前面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我说：“没有这个前提，就变成片面地追求产值”。在这个演讲中还讲了技术经济工作在贯彻十二大精神，讲求经济效益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我也作了《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是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的发言。在1983年1月举行的第十二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上我也以《提高经济效益是一个战略问题》为题发了一个言。1983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文章，我在五届人人五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公开发表。在战略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也收在《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增订本中。在“十二大”后我还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的会议上作了一次题为“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报告，1983年5月31日发表在《学习十二大文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报告(第一讲)》中。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写了有关经济效益和产值统计的文章，如在《南通日报》上发表《学一点关于经济效益和产值的统计学》，这是为了克服单纯追求产值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得很强烈。这当然同上面的指导思想和下面干部的思想状况有关，也同人们统计知识不足有关)。
第二件工作是，继续宣传在各行各业各种工作中重视经济效益。在十二大后，我注意到的，并且写成文章发表的有《经济信息与经济效益》、《重视信息的经济效益入》、《标准化和经济效益》等。这些文章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信息、标准化等工作的意义。这同讲发展地区间经济协作的意义是属于同一类性质的考虑。关于发展地区间协作问题，我在全国各地贯彻十二大精神为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而热衷于提高本地区产值的气氛下，提出要作“在地区”和“属地区”产值两种产值的统计来纠正因为只追求“在地区”产值而不愿到别的地区投资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倾向。关于部门工作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在这段时间内我就资源利用、卫生工作、体育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都作了演讲，写了文章。
这段时间中，我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中观经济问题。1982年1月25日我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狠抓一下“中观经济问题”》的短文，这可以看作我自己抓中观经济问题的开始。这篇文章除了讲我对“中观经济问题”的概念(这在前面我已经写过)之外，还举了一个奶山羊的例子来对我的这个思想作了一番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举一个例子：一个农户养一头或两头奶山羊，只要他们每天从地里回家时，顺便割点草，就可以做到每头羊一天产七、八斤奶。这个问题不算大吧?也很具体，似乎够微观了。但是如果二亿农户中有一亿农户养了奶山羊，全国农民可增加多少收入?城市居民可吃到多少山羊奶(粉)?食品工业，商业又可以增加多少国民收入?既微又宏，那就把它叫做‘中观经济问题’吧！”1983年9月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与海外学者讲起我这个观点，他们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在香港写了一篇《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一种办法——再来谈谈“中观经济问题”》，举的是“菌糠饲料”、“笼养苍蝇’、“合理用粮”等例子。我既希望别人狠抓中观经济问题，也觉得我们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自己应该动手来狠抓，我们这个研究会拥有研究力量，又与社会各界有广泛的联系，而且拥有舆论工具，是应该并且可以出些力的。于是我们就利用自己接触实际的机会有意识地去寻找适合于中观经济问题的项目，这样就了解到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我们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征得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的同意，把《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通信》改名为《经济效益报》，运用这个信息交流的阵地，帮助各方取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狠抓中观经济问题于是也成为这家报纸的一项中心工作。
对中观经济的一般论述，除了狠抓一下“中观经济问题”》外，1983年12月我在香港写的那篇文章中又写了一段中观经济问题的意义。我写道：“采用抓中观经济问题的办法来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受到重视。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技术比较落后，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只要推广某一种简单而适用于我国的技术或者采取某种合乎科学的措施，就可以带来重大的利益。同时我们国家又有走群众路线的传统，有许多热心在群众中做工作的组织。至于广大群众了解到做某一件事会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他个人的时候是会积极行动的。我还是去年一月写那篇短文时的想法，希望能找到一百或二百个这种中观经济的项目，如果每个项目可以给社会带来成亿或几亿元人民币的收益的话，一、二百个这样的项目合在一起，它的收益就会是一个具有很大意义的社会经济效益。”1984年1月我又写了一篇《一个如意算盘》，对狠抓中观经济问题再一次作了阐述。我愿意重复引证(好在篇幅也不大)来加强读者对我重视这件工作的认识： “中观经济问题的提出，打的是这样一个如意算盘：假定每一个项目——这里说的项目可以是一种办法。一种措施，一种技术，单独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是如果能够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得到普遍的推广，每年可以平均给我们的社会增加五个亿的人民币的收入(这里我说的收入，不一定要求在现在我们的国民收入的统计中表现出来，比如农民把产品生产出来了，自己把它消费了，我也把这种‘收入’算进去)。如果我们能找到二百个这样的项目，每年就可以收到一千亿人民币的收入。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我主张大家都来找，找到这二百个，
“这样的项目要在群众的创造中去找，同时也要多动脑筋，在受到启发后认真地想下去，进行讨论，求得把某个项目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不妨放宽一点，达不到五亿元的也要抓住．因为在我的这个如意算盘中，五亿元是个平均数，有的肯定不止五亿元。有的就可以在五亿元之下。”
“要找到二百个这样的项目当然不容易，但是我看也还是有希望的。我这段时间热心的‘笼养苍蝇’是一个。因为这即使不是每个农户可以做到的事，也是大多数农民可以做的事，只要每一农户可以增加五元收入，就是十亿元。还有庭院葡萄。二亿农户假定一亿农户的院子里种上葡萄，一个院子里种上两株。对这个院子的使用什么都不妨碍，每一个庭院收入二十元也就有二十亿元。有人也许考虑，这些庭院里生长出来的葡萄卖不出去怎么办，农民改善一下生活，自己吃也很不错么。”
“我不想给这样的工作定下什么完成的期限，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我相信大家都去找，这样的项目会多起来的。时间不限制，‘二百个’是个确定的数字，总是可以完成的。当然用的时间越短越好，时间长短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不要因为单独去看这些都只是‘小事一桩’，因而看不起它，对它们不热心。同时这样的小事之所以能发生大作用，就在于它的普及。如果舆论机关对它不热心，它就不能成为‘中观经济问题’了。好在现在有了特别热心宣传‘中观经济问题’的报纸《经济效益报》。当然这家报纸还承担宣传其他能够导致经济效益提高的思想和办法。同时别的许多报刊对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感兴趣。所以这件事情，在现在虽然离开目标还远，但是我相信这个如意算盘是不会落空的。”
从这篇话的最后一段来看，当时我对《经济效益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那一段时间《经济效益报》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趋势。那时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把《经济效益报》办成一个系列报，分红橙黄绿青兰紫各色。红色的是为提高农村工作中经济效益的，在北京办。兰色的是提高城市工作中经济效益的，在沈阳办。绿色的是提高对外经济关系中经济效益的，在福州办。这三种报纸都办起来了。原来想把橙色的办为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的，还有紫色的是关于经济效益理论的。已经办起来的几家报纸都取得了好的成绩。经济效益红版发行最多的时达到53万份。
1983年7月1日《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通信》改为《经济效益报》之后，在抓中观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报社曾经收到许多非常使我们鼓舞的读者来信和看到别的报刊上的报导。在一段时间内被我们视作“中观经济问题”来宣传推广的，就现在回忆所及的有：重视葡萄特别是盆栽葡萄，无毒棉籽和无毒棉、籽粒苋、养蚯蚓、笼养苍蝇，茵糠饲料，植物激素，松针粉、奶山羊、水牛奶、精养鱼塘和网箱养鱼，庭院经济、立体农业、水葫芦净化污水，合理用粮、容器立法和标准容器等等。关于我抓中观经济的一些想法，不少我都与成短文，收集在《中观经济十字形大农业和王牌工业及其他》和《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这两本书里。关于经济效益的理论方面的文章大都收入《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这本文集中，关于具体的实际工作则可以从以上两本书中看到一些，那些文章都是很具体的。
除了文字宣传之外，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经济效益报的同志还作了不少口头宣传和组织推动工作。刘与任同志在许多地方就中观经济的问题作演讲，受到欢迎。
在从事这件事的过程中我形成一个“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的思想，并且就以此为题在1983年12月6日写了一篇短文，1984年2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写道：“一提现代化有些同志就想到一定要买洋设备，用‘富办法’来向发达国家看齐，而不去分析这种办法是否无条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在工业中有这样的现象，在农业中也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也讨论过。他们把技术分作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先进技术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富办法’：使用世界上新创造出来的设备，采用世界上新创造出来的生产工艺。适用技术则是适合这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它不一定那么先进，但可以给这个国家可靠地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多数经济学家主张要兼顾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这是很正确的。”
“现在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带理论性的问题，那就是是否运用现代科学就一定要采用‘富办法’。这里说的现代科学指的是用来进行物质资料和劳务生产的科学和技术。”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我认为科学不至于那么势利，只愿为富裕的国家效劳，科学也不至于那么愚蠢，只能为富裕的国家作出贡献。最先进的科学应该是最能够适合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取得最好的效果的科学，因此先进的科学一定能够用于‘穷办法’，帮助穷的国家富起来。如果与发达国家比‘富办法”，是很难赶上人家的，这是很简单的逻辑都可以证明的。因为在这里富不是结果而是条件，而这个条件恰好是穷国望尘莫及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上面讲的那些“中观经济”项目中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它们就是运用现代科学但是并不需要很多投资的能够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好办法。以笼养苍蝇来说，大力发展昆虫饲养业、选择苍蝇作为饲养对象，和利用“猪-猪粪-蝇蛆-鸡-鸡粪-猪”这种生态循环来充分利用蛋白质资源等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思想，在饲养苍蝇的方法上就有选择优良蝇种经济地饲养苍蝇和使蝇卵发育为蝇蛆，保护苍蝇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和繁殖，集中蝇卵和蝇蛆、加工蝇蛆以及这些生产过程的工业化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它就是一种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推行这种办法对于在我国实现现代化是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人重视而且积极研究这样一种办法。
应该承认，用好几年提倡中观经济，提倡“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带来了不小经济效益的。可以列举出许多事实说明这一点。但是也应该承认，并没有收到原先我预期的效果。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这样的工作是要有人用很大的热情去推动的，而且有时需要有权威的机关来推动，可是这件工作始终没有受到领导机关充分的重视。一个研究会的力量终究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提倡的这些办法虽然都不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但是为了开展这个工作，总有许多科学研究工作要做，因此需要相当的科学研究费用。如笼养苍蝇工业化，就要做不少科学工作，而这样的经费就落实不下来，二是现在人们比较愿意做那些会一下子带来比较多的经济收入，有比较高利润率的事业，而这样的工作不会给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人一下子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不会有很多的人去投资。第三，因为年龄关系，我不再担任领导工作职务，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使得我的活动受到某些限制。比如《经济效益报》包括红版、兰版、绿版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而且是有影响的报纸，就因在压缩报刊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不得不停刊。当然《经济效益报》(红版)用人不当，内部工作没有做好也同这个报纸不能办下去有关。第四，也许我的思想本身就太理想主义了些。不论后来的工作是否仍能保持《经济效益报》创刊初期那样的势头，我认为在方向上还是应该那样做，不过速度不可能做到原先那样快，要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前进。
在技术经济学和经济效益学的实践方面，我做工作最少的是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这是因为在这方面国外有比较完整的一套，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规程。现在人们学习的需要熟悉的就是这一套。对这一套我虽然并不很满意，但是很难有什么改变，也不必去作什么改变。在没有形成新的一套之前就应该努力去学习它。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按照规程去做技术经济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因为这套方法是比较死的，而且都有不重视实物的倾向，从这点来看是比较肤浅的，所以需要有思想上理论上比较深刻的认识及其他观察问题的方法来补充。
最近几年来，我虽然仍然关心经济效益问题，但是想的问题并不多，在这方面也没有发表值得说一下的文章。这项工作一直在开展，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来说，也组织人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出了不少工具书，手册，辞典、办了许多班，开了许多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不过这些工作都是别的同志做的，我没有什么贡献。最近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举办一个《全国技术经济高级人才研究班》，要求我讲几次。这件事引发了我一个思想，即做一种收摊子的工作。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通论》，把过去讲过和写过的东西整理一下。我有一个说法，不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为统治我的东西，而要把它们作为我研究分析批判的对象，以便我的思想不受束缚。事实上我的想法和说法从1959年以来有不变的东西也有变了的东西，所以这种收摊子工作我想也会带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我想会在写讲稿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在准备写这样一部书的时候，我想起应该把这三十多年来我和讲求经济效益以及建立发展经济效益学的过程作一番回顾，使得自己对自己的这段工作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我作这种回顾主要是为我自己的，它可以视作我写那部《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通论》的准备工作。我准备写的这部书，设想是一部理论性也可以说是一部概论性的书，讲讲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基本内容，交代清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的基本概念，提供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的理论框架。不准备在这本书中提供关于计算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技术，办法和程序，不准备涉及与一般理论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也不准备讲这个学科的历史和这个学科的应用，我把对有关历史——包括我个人工作历史——作一番回顾和叙述，作为另外一件事情来做。我想作这样一件事情，对于理解这本书的背景和这本书的意义是有用的。
